前言：
在兩個月前，著名投資者沃倫·巴菲特領導的美國投資公司，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表示，該公司已購買了日本五家主要貿易公司的額外股份，使其平均持股比例達到8.5%以上。這些貿易公司分別是：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伊藤忠商事、丸紅和住友商事。在五分之四的公司中，伯克希爾的持股比例超過了8%。
同時，哈撒韋公司於4月份宣佈其將增持貿易公司股票，由此引發日本股市的上漲。採購增加的消息一出，市場對股價上漲的預期也隨之提升。雖然大多數人對日本的整體金融狀況持負面態度且對其印象還停留在泡沫經濟時期，但事實早就並非如此。
這個在東亞一隅的島國曾經有過輝煌，但也有過落寞，其沉浮之間在不停地發展，也在不斷地思考。我們AI Financial將花費長達兩篇文章的筆墨爲你帶來日本近百年的經濟沉浮講解，以史爲鏡，展望未來。本篇文章將先着重分析前70年日本經濟的沉浮。
日本的迷茫與摸索
明治維新變革——日本實現工業、現代化
日本的崛起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時期，那是一個充滿變革和挑戰的時代。當時，日本被西方列強用大炮和艦船打開了國門，這突如其來的鉅變震動了整個國家，也讓明治天皇深感幕府時代的孱弱和東亞特色封建思想的侷限性。面對這樣的現實，日本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發展方向。明治維新的核心思想是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和技術，以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與當時中國清政府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有着相似之處。然而，與清政府不同的是，日本在這一過程中展示了更高的執行力，同時日本天皇也將改革視爲己任，全力配合。
甲午戰爭成爲了這一改革的重要試驗場。在甲午海戰中，日本大勝清政府，這一勝利不僅給了日本繼續走這條路的信心，而且也爲未來的軍國主義日本鋪平了道路。當一個學生用新的體制和思想打敗老師的時候，瞭解了老師的落後和孱弱，他就不再甘於只做學生了。可以說，如果沒有甲午海戰的成功，日本可能無法如此迅速地走上擴張之路。同時，明治維新也帶來了一系列深遠的社會變革，尤其是在教育和思維方式上。新的教育體制培養了一代具有現代思維和技能的年輕人，這爲日本戰後的經濟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是因爲這些提前鋪好的底子，美國纔會在戰後選擇了日本作爲其在東亞的重要錨點。
戰敗國的經濟奇蹟
鋪墊完背景，接下來的歷史就是日本的擴張之路，經過20年的戰爭，日本最終和軸心國一起走向戰敗。
日本戰後作爲戰敗國，其經濟復甦是20世紀最引人注目的經濟現象之一，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與美國的緊密合作。戰後初期，日本面臨着巨大的經濟困境，GDP僅爲戰前的三分之一。
然而，由於日本擁有高素質的工人和先進的工業系統，能夠生產質優價廉的軍工產品以支援朝鮮戰爭，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決定全力支持日本的經濟復甦。日本在戰後十年的恢復期中，年均GDP增長高到9.64%，就算與同一時期的美國GDP對比都絲毫不遜色。
美國的支持不僅僅是金錢和物資，更包括一系列經濟改革的建議和指導。作爲援助的條件，美國要求日本解散舊時代的衍生物：財團，又頒佈了禁止私人壟斷的法律。這些舉措打破了舊有的經濟結構，使得資本得以重新分配。這爲三井、三菱和住友等大型集團的壯大提供了機會。這些公司不再是家族控股的財團，而是逐漸轉型爲股份制的，由市場主導的現代化、全球化的企業。
以三井集團爲例，它在這個特殊歷史背景下成功地創建了多個世界級大公司，並吸引了大量的資金，那一時期崛起的櫻花銀行、Sony、Toshiba和Toyota都是三井集團旗下的。這些公司不僅推動了日本的工業化，還在全球範圍內樹立了「日本製造」的高品質形象。
隨後，美國經濟顧問道奇進一步爲日本的經濟政策提供了方向，他推動日本政府收緊財政、提高稅收、並取消了對某些行業的補貼。這些政策旨在淘汰無法適應競爭的中小企業，讓資源更多地集中到有潛力的大企業手中。
這一系列舉措使得日本的大企業有了足夠的資金和空間來發展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最終，這一切努力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到1968年，日本不僅成功地恢復了戰前的經濟水平，而且在全球經濟體中的地位也有了質的飛躍，成功超越了英國、法國、西德和蘇聯，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壯麗的經濟奇蹟不僅展示了日本人民的韌性和創造力，也證明了正確政策和國際合作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1960年，日本政府展示了高度的前瞻性，頒佈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外資法。這一法律不僅規劃了日本走向科技強國的路徑，還通過限制外資進入來保護本土產業。更爲關鍵的是，該法律對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企業給予了明確的獎勵和激勵。幾乎與此同時，日本還推出了機械工業和電子工業振興法案，這爲日本後來的科技轉型和產業升級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支持。
然而，即使有了這些政策基礎，日本也面臨了一系列外部挑戰，這成爲了轉型的引子。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1973年的石油危機讓日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日元大幅度地升值，使得低附加值的簡單工業品不再具有競爭力，同時，供給型通脹也因原材料價格的上漲而加劇 ( 通脹一年時間從1上升到3.5 )，如果繼續從事原材料加工產業，日本的產業將面臨壓縮利潤或者提升產品價格的選擇，這兩項無論如何都會對日本經濟造成打擊。這一系列外部壓力促使日本開始深入思考如何進行產業轉型。最終，日本選擇從一個以生產爲導向的經濟體轉變爲一個以技術和創新爲導向的經濟體。
這一轉型並非偶然，而是得到了前面提到的機械工業和電子工業振興法案的大力支持。例如，Toyota汽車在石油危機期間，因其低油耗和價格合理而大受歡迎，併成功地侵蝕了美國本土品牌，如福特的市場份額。據統計，日本車在那個時期佔據了全球汽車市場的近80%份額。同樣，在電子產業方面，Sony憑藉其高質量和創新性，成功地贏得了全球消費者的青睞，其中索尼隨身聽在當時也是風靡美國。
綜合以上各點，日本通過一系列精心設計和執行的政策，成功地完成了從戰後廢墟到全球經濟強國的華麗轉身。從美國的全力支持到自身的政策創新，再到成功應對外部經濟壓力，日本展示了其在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方面的高度戰略性和執行力。這一系列的成功和挑戰共同構成了「日本奇蹟」的全貌。然而，這一切的成功並沒有讓日本避免一些長期的經濟隱患。最爲明顯的就是房產泡沫問題。從1955年到1975年的20年間，過剩的購買力使得大部分民衆將錢投入房地產市場，日本的房價上漲了驚人的33倍。這不僅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也爲日本未來的經濟發展埋下了隱患。
失落的20年
1987年的廣場協議成爲了日本經濟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協議最初是由美國發起的，目的是爲了維護美元的穩定，對抗外匯投機分子，並抑制住逆勢增長的美元匯率爲了達成這一目標，美國聯合了其他四個主要經濟體：日本、英國、法國和西德，共同商議對策。
面對這樣的一個房產泡沫，日本並不想坐以待斃。當時正面臨房產泡沫問題的日本政府，希望通過外部力量來刺破這一泡沫，並將資金重新引導到實體經濟中。因此，在其他參與國（德、法、英）還在猶豫的時候，日本主動提出提高本幣匯率，並將浮動上限20%，以此達到目的並展示大國擔當。
然而，廣場協議帶來了一系列副作用，尤其對日本經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其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日本的產品不再具備價格上的核心競爭力，導致日本的出口遭受重創。例如，日元對美元的匯率飆升，從244日元兌換1美元升值到121日元兌1美元。在美國國內，這相當於日本產品的價格翻了接近一倍。
面對這些副作用，日本政府的應對措施並不成功，反而導致了一系列不良後果。日本央行當時試圖通過調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緩解壓力，日本銀行選擇開放金融市場並維持低利率。但這些措施只創造了虛假的繁榮，更多的錢流入房地產市場。事實上，從1985年到1991年，日本的GDP增長明顯放緩，日元兌美元的匯率持續升高，而通貨膨脹率幾乎停滯。這些經濟指標的變化清晰地反映了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的負面影響。
因此, 廣場協議不僅沒有幫助日本解決其房產泡沫問題，反而製造了虛假的繁榮; 日本政府在應對協議帶來的副作用時的錯誤決策，進一步加深了這一危機。這一系列的失誤和挫折，最終導致了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也爲日本未來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埋下了隱患。這段歷史是日本經歷輝煌的「日本奇蹟」後，經濟逐漸下滑的重要起始點。
由於日本自身市場中的巨大泡沫加之廣場協議使得日元投資炙手可熱，外資大量涌入、日本民衆對國家經濟的盲目自信、以及低利率的市場環境又繼續吹大了這個泡沫: 歷史記載, 1988年的日本市場的市盈率已經達到60倍，比2001年時期美國的互聯網泡沫的29倍還要誇張。而通常, 一個健康的經濟體市盈率應該穩定在8-20這個區間之內，可見當時日本的泡沫有多麼的巨大。
不幸的是, 日本央行在面對1980年代末的經濟泡沫時，表現得過於後知後覺。直到1989年，央行才決定採取行動，加息以收緊經濟政策，目的是刺破當時不斷膨脹的泡沫。然而，這一決策的時機和執行方式都存在問題: 央行加息的幅度過大，速度也過快，導致日本經濟並沒有如央行所期待的那樣實現軟着陸。
這個情況可以用一個更形象的比喻來形容：就像一輛車速度太快，而司機又突然猛烈地踩下剎車，結果不僅沒有安全停車，反而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問題。這一系列的政策失誤不僅沒有解決泡沫問題，反而觸發了資產市場的大幅縮水。
許多銀行和金融機構因此陷入了嚴重的不良貸款和資產縮水危機。這一切都反映了日本央行在當時的經濟決策中的不足資產市場的大幅縮水不僅給金融機構帶來了壓力，更在社會層面引發了一波恐慌。人們開始擔憂自己的財富和未來，這種不安全感進一步加劇了經濟下滑的速度。更爲嚴重的是，這一系列事件最終導致了通貨緊縮的出現，這是一個比通貨膨脹更爲恐怖的經濟現象。
通貨緊縮 通貨緊縮的危害在於它會讓整個經濟陷入一種惡性循環。與通貨膨脹相比，通貨緊縮更難以解決。因爲它將導致經濟陷入停滯不前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啓動經濟的難度要遠大於控制經濟過熱。當物價下跌，消費者和企業都會減少支出和投資，因爲他們預計未來物價會更低。這樣一來，需求進一步減少，導致經濟活動更加疲軟，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無疑，這種情形對於日本央行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它逼迫央行迅速找到一種既能穩定資產市場，又能避免進一步的通貨緊縮的策略。 然而，由於之前的政策失誤，央行的操作空間已經非常有限，這使得解決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和艱難。日本央行在1989年的加息決策是一次失敗的嘗試，因爲它不僅沒有發揮預期的軟着陸效果，反而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雖然數據顯示加息刺破了日本的泡沫，經濟實現着陸，但是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日本，也給未來的經濟發展埋下了隱患，這種通縮所帶來的溫水煮青蛙般的影響，遠比通貨膨脹所帶來的泡沫可怕的多。 面對通貨緊縮的惡化趨勢，日本央行開始感到不安，並決定改變其經濟政策，以重新激活市場。日本央行最初的目標是通過降息，將之前泡沫經濟中的資金重新引導到實體經濟中。於是1991年，日本央行開始選擇降息。然而由於日本央行的決策速度過慢以及不夠果斷，日本用了接近三年時間纔將利息從6%降至1.75%，反而加劇了民衆和金融機構對資產縮水的恐慌。並且，與之前兩次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的情況不同，這一次資金流入房地產是出於對不穩定經濟形勢的恐懼，而不是因爲購買力過剩。
這一現象進一步加劇了日本經濟的問題，也是導致日本經濟在接下來的20年裏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這次政策失誤的根本問題在於，大量本應用於製造業和其它實體經濟部門的資金被錯誤地引導到房地產市場。但是房地產本身並不創造任何實際價值，它只是一種保值產品，而不是資產增值的方式。這意味着日本雖然擁有大量的資金，但這些資金並沒有被有效地用於生產活動，也就是說，沒有實現「錢生錢」。
這一系列的政策失誤和市場反應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不僅讓日本經濟陷入長期的停滯，還嚴重影響了其在全球的競爭力。日本央行一系列的摸索和決策是引發失落的三十年的一個重要原因，央行行使職責時，時機、速度和方向都至關重要。接下來的二十年裏，日本嘗試了各種辦法去刺激市場，甚至不惜將利率降至0%並配合債臺高築的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可是都收效甚微。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日本民衆不再信任政府了。
爲什麼日本會陷進通縮深坑
爲什麼日本會陷入通縮的深坑呢？除了上文提到的央行政策失誤和市場反應外，民衆的思想觀念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日本民衆保守的消費觀念 在日本，儲蓄被視爲一種美德，而消費則常常被看作是不必要的或是奢侈的。這種保守的民衆思想導致即便手頭有了錢，大多數人也會選擇存入銀行或投資於房地產，而不是用於消費。這種消費觀念在不穩定的經濟環境下變得尤爲根深蒂固。
加之由於經濟不穩定和通縮的影響，本就保守的民衆變得更加保守。人們更願意把錢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而不是用於消費或投資。這一點在日本長期低利率的環境中表現得尤爲明顯。即使在基準利率降到0.25%的情況下，仍然有大量的日本民衆選擇存錢而不是消費或投資。這種過於保守的消費觀念和行爲模式加劇了通縮的惡性循環。因爲消費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缺乏消費意味着需求減少，從而導致生產減少、就業下降，最終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這也是爲什麼即使在多次降息和量化寬鬆政策下，日本經濟依然難以擺脫通縮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畸形的社會工作體制
日本的終身僱傭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社會穩定，但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它導致社會運轉效率大大降低。因爲在這樣的體制下，員工往往沒有壓力和動力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質量。因此，很多人選擇「擺爛」，即做事達到平均值，但不追求卓越。隨着這種制度下招募的人越來越多，整個社會體制變得越來越散漫和低效。目前，日本社會現在仍有64%的就業人口是終身僱傭制的支持者。
同時，這一制度也削弱了日本社會的整體競爭力。由於高級職位大多被中老年人佔據，且這些人通常會一直工作到退休，這導致年輕一代缺乏上升和發展的機會。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說，就像是「蘿蔔佔着坑」，即使有能力和潛力的年輕人也很難有機會上位。這種現象不僅影響了個體的職業發展，也對整個經濟構成了負面影響。年輕人是任何國家未來發展的關鍵，如果他們缺乏足夠的機會和動力，那麼整個國家的未來都會受到影響。這也是爲什麼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前，難以擺脫通縮困境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對比一下美國公司和三日本公司的平均年齡，我們就不難看出，日本公司裏新鮮的血液並不多，整個公司的平均年齡也偏大，基本都在40歲以上。年輕人是公司的未來，這樣的一個結構其實是很不利於公司的效率和未來發展的。
日本的「低慾望社會」
這一現象與日本特有的社會和文化背景有關，也與其經濟和社會體制的問題密切相關。由於就業壓力不斷上升，這導致了教育和民衆思想的「內卷化」。在這樣的環境下，很多日本民衆不再去考慮未來的可能性，而是採取一種短視的生活態度，即「能活一天是一天」。這種現象在日本尤爲明顯，很多人沒有穩定的工作，而是選擇去做日結工或臨時工。
同時，由於生存壓力和個人經歷，很多日本人選擇不生育或者延遲生育。他們要麼覺得養不起孩子，要麼不想讓自己的下一代也經歷同樣的困境。這導致了日本人口出生率的持續降低，形成了一個非常畸形的人口結構。年輕的新生勞動力越來越少，而需要社會贍養的老年人口卻越來越多。從人口結構圖中我們不難看出，大多數的人口都出生在日本經濟告訴發展的時期，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所以會選擇生育。而進入失落的20年後的新生人口數量明顯減少，老齡化社會困擾着日本。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對日本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壓力。一方面，勞動力市場缺乏活力和創新，這進一步降低了社會的整體競爭力；另一方面，不斷增加的老年人口意味着社會福利和醫療體系的負擔加重，這無疑會吸收大量本應用於經濟發展的資源。
其實不難看出，日本的「低慾望社會」現象與其終身僱傭制、保守的消費觀念以及央行政策失誤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動了通縮的惡性循環。這些因素不僅影響了日本經濟的短期表現，更對其長期發展構成了威脅。
對比同時期同樣簽署了廣場協議的德國，同樣以高房價和發達的高科技出口聞名的德國在簽署了廣場協議之後，經濟並沒有像日本一樣一落千丈，導致兩國不同結果的原因有多個。
首先是政策因素，德國央行決策非常的果斷和雷厲風行，面對危機，德國央行並沒有選擇降息而是選擇命令銀行出臺各種政策嚴禁房地產從銀行大量借貸，以防止房產泡沫和房價失控。這樣硬氣的處理方式使德國頂着經濟下行的壓力控制住了涌入的資金進入房地產。這就使得人們只能乖乖地去投資實業。
其次是政治因素，在廣場協議簽署的四年之後，東西德完成了合併由於內需的增加，德國政府通過徵收富人稅補貼給相對貧苦的東德民衆的方式進行了財富再分配，財富的再分配刺激了內需，讓德國在最難的時期經濟沒有崩盤。同時歐元區的成立使得德國快速了擺脫了對美元結算的依賴，這相當於整個歐元區幫助德國分攤了廣場協議的影響。
最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德國民衆的思想與東亞的文化不同，德國人比較務實，已經放下了對周邊國家的傲慢心理。這就讓周邊國家能夠更好地與德國進行交流合作，合則生利嘛，朋友多了自然抗壓能力強。同時德國民衆沒有東亞文化刻在骨子裏的存錢和囤房的習慣，這也是德國的調控政策能夠順利的實行的原因。
同樣的起點，大相徑庭的終點，最終讓日本開始了深思。思想上的脫亞入歐正在慢慢的影響着日本人。日本究竟通過何種手段逆轉局勢，又是通過什麼方式改造民衆思想。日本的未來究竟何去何從？下週，AI Financial繼續帶您探究日本覺醒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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