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通財經APP注意到，在發達國家，通脹正回到許多央行設定的2%的低水平不過。但英國金融史學家愛德華·錢斯勒認爲，市場先別急着開香檳慶祝。
錢斯勒表示，長期以來，貨幣政策制定者過早地慶祝通脹結束，結果卻被通脹突然抬頭打了個措手不及。也許最好的例子來自20世紀70年代初。
20世紀60年代末，在越南戰爭和約翰遜總統的社會項目支出之後，美國的通貨膨脹開始抬頭。作爲迴應，美聯儲在1969年將利率提高到接近10%。隨之而來的是短暫的經濟衰退和股市崩盤。通貨膨脹率下降，到1971年降至2.7%，接近目前的水平。到年底，美聯儲的官方政策利率回到了3%。大盤股大漲。然後一切都亂了套。1974年，通貨膨脹率達到10%，利率最高超過13%，股票暴跌，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經濟衰退。
有幾個因素有助於解釋通貨膨脹的急劇抬頭。1971年，尼克松總統關閉了所謂的“黃金窗口”，結束了美元與貴金屬的可兌換性，美元失去了貨幣錨。與此同時，尼克松在1972年成功競選連任期間向美聯儲主席伯恩斯施壓，要求他提振美國經濟。尼克松和伯恩斯都把低失業率置於物價穩定之上。次年，歐佩克對在贖罪日戰爭期間支持以色列的石油進口國實施禁運，當時石油價格漲了三倍。
美聯儲最初通過降低利率來應對能源危機。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等人後來批評了這一行動。然而，如果美國央行阻止其他價格上漲，整個經濟可能會崩潰。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歷史上“未解決的”通脹往往與能源衝擊有關。
在1983年出版的《通脹結束了嗎：你準備好了嗎?》一書中，A. Gary Shilling和Kiril Sokoloff指出了多個推高價格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對農產品和乳製品的支持計劃，以及對糖和日本鋼鐵的關稅。繁複的法規增加了商業成本。1971年，尼克松引入了對價格和收入的控制，但這些措施可預測地未能遏制通脹潮。社會保障金和最低工資的生活成本調整使許多美國人免受通脹的破壞。工人們舉行罷工以維持他們的工資差異。生產率增長減半。弱勢美元推高了進口價格。這些通脹力量大多是自我加強的。
Shilling和Sokoloff描述了政府在經濟蛋糕中所佔份額上升與價格螺旋上升之間歷史上的聯繫，這一份額在1980年達到了美國GDP的約40%。美聯儲扮演了支持角色。1978年卸任後，伯恩斯感嘆“美聯儲本身也捲入了正在改變美國生活和文化的哲學和政治潮流中”。然而，到了那時，美國人更擔心通脹而非失業。在主席沃爾克的領導下，美聯儲得到了擠壓通脹的授權，這一成就是通過高得驚人的利率、兩次嚴重的衰退和飆升的失業率實現的。
今天不是1973年的重演。儘管如此，仍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處。政府法規的越來越多。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員正在策劃打破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抗擊通脹的工資上漲繼續成爲頭條新聞。本月早些時候，美國碼頭工人在獲得62%的工資增長後結束了罷工。波音公司的員工拒絕了公司提供的30%的加薪。副總統哈里斯承諾，如果她贏得下個月的總統選舉，將打擊企業的漫天要價，這聽起來可疑地像是價格控制的重新實施。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希望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
與此同時，另一場戰爭正在中東肆虐。即使它不會立即切斷海灣地區的石油供應，中期石油供應的可持續性仍然存在疑問。埃克森美孚警告道，由於新投資不足，到2030年可能會出現石油短缺——儘管國際能源署不同意。向可再生能源的轉變已幫助自2020年以來將歐盟的電力成本推高了45%，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就像在1970年代一樣，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使歐洲的大部分製造業基地變得艱難。根據MacroStrategy Partnership的Andy Lees的數據，自2017年達到峯值以來，德國的工業產量下降了14%。
公共債務比五十年前大得多。IMF預計到今年年底全球政府債務總額將達到100萬億美元。去年，美國的財政赤字達到1.6萬億美元，佔GDP的6.3%。斯坦福大學的約翰·科克倫提出了“財政理論”，該理論認爲政府過度支出與通脹之間存在聯繫，他認爲通脹迴歸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時間問題。
投資顧問公司13D Research & Strategy的創始人兼董事長Sokoloff四十年成功預測了通脹的轉折點。然而他今天並不那麼樂觀。他認爲，市場目前看到的是週期性低迷。推動價格上漲的巨大長期因素依然存在。去全球化、重新武裝、去美元化、人口老齡化、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將繼續在未來幾年推高通脹。就像20世紀70年代初一樣，政治上沒有意願實施高實際利率來控制價格，也沒有意願實施緊縮政策來控制政府財政。
Sokoloff表示，黃金一直是通脹和通縮的可靠晴雨表。自年初以來，金價已經上漲了近30%。這位資深分析師表示，它告訴我們，四十年的去通脹已經結束，債券市場現在正處於一個長期的熊市。通脹並未消亡，只是暫時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