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聯儲將比其他央行晚降息，因為與其他經濟體相比，澳大利亞出現通脹飆升和通縮的時間較晚。各國央行可以根據國內需求調整政策，而不是由美聯儲主導。匯率方面也將會對此做出反應。
進入2024年，全球通脹將有所下降，但仍處於高位。隨着因全球新冠疫情中斷的供應鏈得到恢復，商品價格通脹有所回落。許多經濟體的服務業通脹仍然很高，但隨着澳大利亞國內經濟，尤其是勞動力市場走軟，服務業通脹也在放緩。這意味着，在大多數情況下，近期澳大利亞通脹反彈並不是一個大問題。
市場期待着澳洲聯儲可以從目前緊縮的政策立場到開始降息的那一刻。一旦央行相信通脹將很快回到目標水平，這種情況就有可能發生。他們不必等到通脹實際達到目標。這是貨幣政策滯後效應的一個暗示：央行需要具有前瞻性，對前景的變化和圍繞前景的風險做出反應，而不一定是對最新的意外數據做出反應。
幾家主要央行已經開始就未來降息的時機進行公開溝通。在某些情況下（包括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這是為了降低政策制定者認為過於熱情的市場預期。儘管如此，這些政策制定者承認，降息將在年內到來。
與其他經濟體相比，澳大利亞出現通脹飆升和通縮的時間較晚。我們在疫情之後開放，由於制度原因，其他一些供應衝擊也對這裏產生了更持久的影響。例如，雖然俄羅斯在2022年2月與烏克蘭發生衝突，但直到2023年7月，澳大利亞家庭才開始在電費賬單上看到能源價格上漲的影響。異乎尋常的勞動力供應激增，既延緩了工資增長的上升，也抑制了工資增長的上升;我們的工資談判機構在這方面也發揮了作用。
因此，澳洲聯儲也將比其他央行更晚降息。我們目前預計澳洲聯儲將在9月會議前後開始降息，這明顯晚於美聯儲或歐洲央行的市場定價。
我們經常被問到，澳洲聯儲(或任何其他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央行)能否在如此不同的時間點操作。答案是可以。當匯率浮動時，貨幣政策可以相當獨立地根據國內需求進行調整。正如我們在疫情期間看到的那樣，全球因素將對所有貨幣政策制定者的行動產生共同影響。但只要匯率保持浮動，各國央行就可以對這一共同因素對國內的影響做出反應，而不是對較大同行的反應做出反應。
對過去歷史回顧可以清楚表明這一點。各國央行的確會根據不同的時間表調整政策利率。例如，在2008年初和2010年代中期，澳洲聯儲和美聯儲的行動方向相反。國內情況不同，貨幣政策反應也不同。
浮動匯率制度使這成為可能，因為匯率隨後會進行調整，以吸收相對收益率變化所吸引的投資流動的變化。是的，相對於主要經濟體較高的利率吸引了資本流動，但它們也推高了匯率。這使得這一交易更加昂貴，因此吸引力下降。如果你擔心息差會導致投機性資本流動，那麼這是有限度的。
事實上，匯率調整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一部分，有助於實現央行的目標。如果利差擴大(或在短期內對澳大利亞來說，變得不像以前那樣負)，並且匯率升值，這往往會給國際貿易商品和服務的國內價格帶來下行壓力。這包括國內生產的可貿易產品，這些產品必須與外國生產商競爭。結果是較低的通脹率，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如此。
在某些情況下，這種調整是不舒服的。對於新興市場來說，這更是一個問題，因為資本流動的突然變化可能會造成市場混亂。與另一個經濟體有主導貿易關係的國家可能不願看到本國貨幣大幅升值，因為這會對出口企業造成影響。這不是澳大利亞與美國的關係。
因此，我們沒有看到澳洲聯儲按照自己的時間表操作的任何障礙，這是由它自己對國內通脹前景的看法驅動的，與美國不同。這種時間差也支持了我們的觀點，即澳元將在2024年升值，尤其是對美元。
當然，如果每個人都預期央行會像我們預期的那樣採取行動，這已經反映在匯率中，也就沒有進一步推動央行行動的動力了。不過，當我們談到年底對匯率的預期時，這是一個關於風險平衡的更微妙的故事，相對於當前的定價，市場更有可能感到意外。一旦美聯儲開始行動，這一不確定性來源就會消失——人們對澳洲聯儲加息時機的看法的轉變，將成為利差定價行動的剩餘來源。
圍繞這一核心觀點存在許多風險，包括地緣政治事件和全球經濟增長面臨的阻力。匯率的短期變動可能受到風險情緒的驅動。就澳大利亞而言，主要大宗商品價格的前景也往往會影響澳元匯率的前景。利率和匯率的前景總是會隨着事件而變化。
重要的是要記住，每個經濟體的利率前景取決於該經濟體的經濟前景。中央銀行不必機械地跟隨美聯儲，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