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財經報社(香港)訊 彭博週四(6月15日)分析指出，中國需要實行全國性增稅，旨在解決當前的經濟困境。中國數十個城市揹負鉅額債務，難以支付公務員和教師的工資。而在現行制度下，中國僅有不到10%的人口繳納所得稅。中國需要更多稅收，但將面臨中產階級強烈反對的風險，富人也不願意支持。
《彭博社》報道稱，中國此前展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2021年稅收收入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1%，而美國約爲27%，只有不到10%的中國人繳納了任何所得稅。據中國領導人稱，削減刺激了企業擴張和家庭支出，從而促進了經濟增長。
(來源:Bloomberg)
爲了彌補損失的收入，北京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債券發行力度。他們也越來越依賴其他收入來源，例如向開發商出售土地。但隨着中國城市化進程放緩，新房需求降溫，這種融資模式正面臨嚴重壓力。
「人們逐漸更深入地認識到當前的財政軌跡是不可持續的，」世界銀行前中國國家主任伯特·霍夫曼(Bert Hofman)說。「這包括最近的減稅。」
中國數十個城市揹負鉅額債務，難以支付公務員和教師的工資。其中包括鶴崗市，這是一座靠近俄羅斯邊境的擁有100萬人口的大都市，其財政問題已成爲頭條新聞。在20世紀90年代，當大量城市難以發放工資時，中國領導人以以增值稅(VAT)和企業利潤稅爲中心的財政改革作爲迴應。儲備迅速增加，到2000年代，中國中央政府的收入足以爲基本福利國家提供資金。
但地方幹部有更大的野心，爲推動當地經濟發展，不惜重金爲農村土地的發展做準備。這需要向佃農提供補償，拆除現有房屋和其他建築物，然後修建道路、輸電線和水管。近年來，這些活動消耗了所有政府支出的大約1/5。
當轉換後的土地以利潤出售給開發商時，這個過程就收回了成本。公寓樓和工廠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吸引了大批居民涌入，推高了地價。但隨着城市化進程放緩，2022年6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高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30%，涌入地方金庫的資金已減少爲涓涓細流。
中國的財政體系，包括土地出讓金和國有企業利潤等非稅收入，佔政府收入的1/3，而最大的稅收來源是增值稅等銷售稅，這在發展中經濟體中並不少見。
北京大學教授張昌東(Zhang Changdong)提到說，人們不太可能注意到或反對這種間接徵稅，而且很少或沒有所得稅會降低「公民對公共物品或代表權的需求」。不過，這與領導層躋身發達經濟體行列的雄心不符，在發達經濟體中，政府支出主要通過對個人和企業收入徵稅來籌集資金。
他補充：「中國轉向依賴稅收特別是直接稅的稅制是重要和必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隨着中國人口老齡化，社會福利支出需要增加，需要受過更好教育的勞動力來支持更成熟的高科技經濟。目前，養老金、醫療保健、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約佔GDP的13%，而富裕國家的這一比例爲25%。」
其次，隨着中國城市化水平接近成熟經濟體，地方政府將不得不尋找新的收入來源。政府一直在討論自2021年起在更多城市推出房產稅。目前看來，只有上海和重慶有。但該計劃在大流行期間被擱置。4月份，自然資源部宣佈已經完成了一份包含超過15億條財產記錄的全國登記冊的整理，重振它的一個障礙被清除了。
但《彭博社》在文章中點出，更大的障礙可能還在前面。「中國的中產階級大約70%的財富與住房有關，因此徵收房產稅「可能會產生抵制甚至抗議，」Zhang解釋說。因此，中國可能會謹慎地以低稅率徵收任何財產稅，這意味着它們不太可能產生足夠的收入來爲中國所需的福利支出提供資金。
最明顯的其他選擇是降低個人收入的徵稅門檻，並削減衆多免稅額。個人收入稅目前產生的收入僅相當於GDP的1%，但經濟學家表示，這一水平可能會升至韓國的4%而不會引起軒然大波。即使保持門檻穩定也可能足以擴大稅收，因爲中國的收入仍在增長，儘管速度比前幾十年更爲溫和。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Wei Cui表示，中國富人在反對增加其所得稅負擔的措施方面取得「驚人的成功」。中國的富裕階層沒有多少政治權利，但中國暗示增加稅收導致10月份中國股市出現拋售。
報道指出，中國還可以做得更多。根據高盛的數據，其債務在2022年僅佔GDP的47%，而美國聯邦政府的這一比例爲129%。即使將部分相當於78% GDP的地方政府債務轉移到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中央政府也有更多舉債的空間。
這已經在發生，第一季度的債券發行量是20多年來最大，更多的收益分配給了地方政府。
與此同時，中國可以從國有企業那裏挖掘更多資源。據中國經濟學家估計，即使略微提高它們的盈利能力，或者將它們必須上交給政府的利潤份額從20%提高到30%，中國也可以填補土地出讓收入下降留下的大部分缺口。
報道總結稱，整個中國的財政轉型不會是統一的，一些具有快速城市化潛力的城市仍然會發現舊模式適合他們。
「這需要良好的學術辯論，各部委需要動筆，看看能做些什麼，」霍夫曼說。「這不需要一夜之間發生，也不需要今年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