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sting.com - 航空旅行需求正在上行，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預測，今年全球旅客運輸量將會達到43.5億人次。
然而，這種復甦帶來了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轉折，即隨著航空旅行的激增，減少碳排放的緊迫性也在增加，不僅是飛機本身的排放，還有幾場的。
美國和歐盟這兩個較大的經濟體都在積極應對這一挑戰，但它們把方向盤轉向了不同的方向，前者正在投資於新的機場基礎設施和現代化設施，以實現其雄心勃勃的氣候目標，而後者則選擇通過限制航班數量來減少排放。
美國正在重塑基礎設施
根據國際機場協會(ACI)的數據顯示，到2040年，客流量將比2019年的水準增加158%。
而要應對如此大量的旅客增幅，美國需要更先進的基礎設施，確保運營順暢，並提供更好的客戶體驗。而這不僅僅是為了「錦上添花」，也是「必需品」，機場在疫情期間對美國GDP的貢獻達到了7.2%。
一方面美國需要新增更多的基礎設施，另一方面也需要應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挑戰。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最近撥款9000多萬美元，幫助21個美國機場到2050年實現零排放。這是一個值得稱讚的舉措，與2021年航空氣候行動計劃一致，但卻也同時存在巨大的金融深淵。
其中，達拉斯的沃斯堡國際機場（Dallas-Fort Wo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 DFW）是聯邦資金的最大接收方之一，該機場將獲得2500萬美元，以更換老化的HVAC系統，在終端窗口安裝可調光的智能玻璃，並減少氮氧化物(NOx)排放。另外，該機場還撥出1000萬美元用於DFW的新可再生能源工廠，該工廠有望到2030年實現100%的淨零碳電力。這些撥款還不包括機場已經在自身投資的數十億美元。
（50億美元機場航站樓項目的十大受益者）
到目前為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洛杉磯國際機場(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LAX)，它是美國第五大、世界第六大最繁忙的機場，為迎接2028年在洛杉磯舉行的夏季奧運會，該機場花費驚人的300億美元。這是該城市歷史上最大的公共工程項目。
另外，聖安東尼奧國際機場(San Antonio International Airport，SAT)正在進行一項25億美元的擴建和改進計劃。除了獲得第三個航站樓外，該機場還計劃建設一個新的地面裝載設施，這將提高該機場的容量。上個月，SAT的乘客超過100萬，創下了歷史上7月份交通的新紀錄。
歐洲的戰略限制和轉向
相比之下，歐洲採取的是完全不同的策略。當美國傾向於加強基礎設施和現代化時，歐盟正在推動其民眾轉向其他交通方式。
法國在這方面的舉措尤其突出。今年5月，該國將其所有有列車行使的城市，之間的短途航班一律取消。但即使如此，一些批評人士仍然覺得不夠，呼籲採取更嚴格的措施，例如取消航班稅收優惠，或對經常飛行的旅客征收額外的稅金。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荷蘭。上個月，荷蘭政府贏得了限制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航班數量的案件——史基浦機場是荷蘭的主要國際機場，也是歐洲第三繁忙的機場，2022年接待了5250萬名乘客——該裁決的結果是，飛機起降量(進出機場的飛機數量)將從目前的每年50萬架次減少到46萬架次，然後進一步減少到44萬架次。而這一決定遭到了抵制。包括荷蘭皇家航空、達美航空和易捷航空在內的主要航空公司都表達了他們的失望，並宣導，希望該國政府可以採取與美國類似的可持續發展措施。
不可避免的十字路口
美國和歐洲的目標都是相同的，即尋求航空旅行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但是不同之處在於，美國押註基礎建設的改善和現代化的推動，而歐洲則更傾向於通過法規來限制和塑造旅行者的新習慣。
問題是，在需求不斷增長的情況下，關注環境承諾的美國基礎設施升級改造，真的是可持續的嗎？而歐洲的限制，能否在不阻礙經濟增長和互聯互通的情況下，有效減少排放？
答案可能不會立刻顯現，但作為投資者，我們必須保持參與和知情。
（全球航空公司板塊2023年趨勢）
無論如何，我們仍然看好在公開市場交易的運營商股票，其中以Grupo Aeroportuario del Sureste (NYSE:ASR)和西班牙的Aena SME尤甚，這兩家公司對新競爭對手的市場准入保持著強大的護城河和壁壘。
整體而言，紐交所的全球航空指數和道瓊斯Brookfield機場設施指數，今年迄今為止，都略微領先於市場。
其中，道瓊斯Brookfield機場設施指數(Airports Infrastructure Index)是一個全球指數，旨在衡量機場行業純基礎設施公司的表現；紐交所的全球航空指數則是一個經修訂的等美元加權指數，旨在衡量高資本和流動性的國際航空公司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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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李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