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應對生活成本威脅的方式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正如聯邦政府在今年的預算中所做的那樣，政府對租金和電力等方面實施了補貼；另一方面，我們被告知這些補貼會導致通脹，因為它們把更多的自由現金放在了消費者手中。
與此同時，當生活成本攀升到足以推動通脹超過央行的目標水平時，央行就會加息，試圖壓低所衡量的通脹。對於抵押貸款持有者來說，這通常會提高還款，這不包括在通脹的衡量標準中，但卻增加了他們的生活成本。
就價格本身而言，漲價不是問題
雖然人們經常把生活成本作為一個問題來談論，但它本身不應該給我們帶來太大的困擾。至少一個世紀以來，以滿足基本需求所需的金額來衡量，生活成本一直在穩步攀升。
在1907年著名的收割機判決中，Henry Higgins法官判定一個五口之家的「生活工資」為每周42先令（4.20美元）。生活成本攀升得如此之多，以至於現在連一杯咖啡都買不到了。當時一條麵包的價格是4便士，而現在的價格是100倍之多。
然而，沒有人懷疑，即使生活成本攀升，今天普通家庭的處境也更好了。當然，原因在於，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收入的增長快於物價上漲。
現在平均每周正常時間的收入接近2000美元，比1907年高出500倍。重要的不是價格，而是我們可支配收入的購買力（即扣除稅收、利息和不可避免的成本后的收入）。
就在最近，不同尋常的是，工資增長一直落後于價格增長。在通脹見頂的2022年，消費者價格上漲了7.8%，而工資增長了3.3%。
以歷史標準衡量，2022年的物價漲幅一點也不極端。物價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攀升得更快，但並未引發「生活成本危機」。但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工資是與物價挂鉤的，這意味着二者保持同步。因此，生活成本的增加並沒有讓我們那麼擔心。
利率漲幅大是一個問題
澳洲聯儲和其他央行對2022年通脹衝擊的回應是迅速、反覆地加息，即澳大利亞所謂的現金利率，以推動通脹回到目標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亞的通脹目標從未提出任何理論依據。無論是以消費者價格通脹為目標的想法，還是選擇2-3%的目標區間，都是武斷的。它們繼承自上世紀90年代初截然不同的環境，以及右翼新西蘭財政部長的判斷。
最近澳洲聯儲的評估承認了這一正統觀念面臨的挑戰，但沒有考慮這些挑戰。
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高利率與可支配收入購買力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尚未得到適當的分析。
加息對一些人有利，對另一些人不利
利息是從有抵押貸款債務家庭（主要是年輕人，但不完全是年輕人）的可支配收入中扣除的，也是擁有凈金融財富家庭（主要是老年人，但不完全是老年人）的收入來源。
其結果是，加息的影響基本上是隨機再分配。輸家認為這是生活成本增加了，而贏家則認為這是一筆意外之財，可以進行一些奢侈品消費。
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一次澳洲聯儲會議上，有人提出了利用利率來遏制通脹的局限性，但當時幾乎沒有影響。由於在接下來的20年裡利率基本保持穩定，並呈緩慢下降趨勢，所以這個觀點主要是學術興趣。
直到現在。從2022年起，澳洲聯儲的現金利率上調了約4個百分點，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採用通脹目標水平以來首次真正的大幅加息。
圖：30年的澳洲聯儲現金利率（澳洲聯儲在公開市場操作中瞄準的現金利率）
我們現在看到了利用利率來瞄準通脹的後果。按照人們熟悉的說法，分配的後果是由代際衝突（嬰兒潮一代與千禧一代）造成的，而不是錯誤的經濟政策的產物。
如果大幅加息不是控制通脹的正確工具，那麼什麼才是呢？上世紀80年代的經驗提供了一個思路。
最好的辦法是避免收入衝擊
我們不應尋求通脹迅速回到任意的目標區間，而應把重點放在避免出現較大的收入衝擊，同時使通脹逐步下降。
這意味着將工資與物價挂鉤，避免像上世紀80年代末加息那樣的劇烈衝擊，那次加息導致了「我們不得不經歷的衰退」。
這種情況不太可能很快發生。與此同時，盡量避免在談論「生活成本」時所固有的陷阱是一個好主意，並且要意識到，在一個實際生活成本包括利率的世界里，利率的急劇上升對許多難以跟上的人來說幾乎沒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