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的降息對歐洲央行來說將是一個里程碑。
智通財經瞭解到，這是二十年來歐洲政策制定者首次在未有金融緊急情況的背景下啓動貨幣寬鬆週期。相反，投資者對歐元區顯現出了信心，並對收益率有所控制。
然而，儘管表面上風平浪靜，但歐洲經濟已開始呈現醞釀數十年的問題所帶來的後果。主要國家增長乏力、生產率疲軟、人口結構不佳、公共財政臃腫...在美國的活力和中國的崛起面前，歐元區日益黯然失色。
溫和的市場和復甦的經濟爲布魯塞爾和各國首都提供了難得的喘息空間，以努力應對這些挑戰。本週歐洲將舉行大選，如果政治家們不利用這一機會盡快進行推出促進增長的改革和公共財政修復，該地區便有可能進一步滑向無足輕重的境地。
Bloomberg Economics首席歐洲經濟學家傑米·拉什(Jamie Rush)說：“除非出現重大震盪，否則歐盟的全球影響力將大大減弱，只剩下美國與中國爭奪經濟霸主地位。”
顯而易見，歐元區目前正處於轉折點。歐洲央行降息之際，該貨幣歷史上最嚴重的通脹似乎已基本結束，淺度衰退剛剛以出人意料的增長激增而告終。
作爲衡量風險的關鍵指標，意大利債券與德國同類債券之間的利差在 2024 年早些時候縮小到兩年來的最低點。由於投資者在評估歐洲央行在經濟比預期更有韌性的情況下究竟能削減多少，儘管收益率有所上升，但並未有跡象表明在2022年首次加息前市場擔心的分裂問題已經出現。
先鋒資產管理公司全球利率主管羅傑·哈勒姆(Roger Hallam)說：“以前歐洲以外的投資者會形容‘歐洲是一個籃子’，但現在則聽不到這種說法了。”
這一觀點的依據在於地區層面更具凝聚力的政策背景，其中包括歐盟以前難以想象的疫情時期復甦計劃NextGenEU，甚至涉及債務集中，以及歐洲央行爲提供刺激和控制債券市場而推出的新型危機應對工具。
去年，投資者的恐慌導致美國和瑞士的銀行倒閉，歐元區的復原力有所證明。該地區今年晚些時候將迎來統一監管制度的十年，因此沒有出現此類誘因。
然而，該地區的長期問題看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令人不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級官員阿爾弗雷德·卡默(Alfred Kammer)在今年 5 月警告說：“雖然歐洲現在做得較好，但深層次的結構性挑戰，如老齡化、氣候變化和全球分化，仍在等待着我們。
生產力薄弱以及隨之而來的潛在增長乏力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自本世紀初以來，歐盟作爲一個整體在這方面表現一直不如美國。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在今年5月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生活水平提高放緩和“全球經濟實力下降”便是結果。
據Bloomberg Economics數據，自2000年以來，歐洲和美國經濟之間的差距在2023年達到潛在GDP的18%，相當於逾3萬億歐元(3.3萬億美元)，預計到2050年這一差距將達到近40%。
德國財政部長克里斯蒂安·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上個月在意大利與同行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對記者說："作爲歐洲人，我們有責任做得更多。
另一個主要問題是人口老齡化，這加劇了低潛在增長率和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尤其是因爲整個地區的養老金主要是由當前的稅收收入提供的公共資金。
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奧利弗·拉考(Oliver Rakau)說：“出生率比預期的要糟糕得多。這在兩年、三年或五年內不是問題，但從長遠來看是個大問題。”
最緊迫的問題是，已經在努力實行財政緊縮的國家公共財政正在惡化。根據 Scope Ratings 的數據，意大利將在短短三年內成爲歐洲最大的借款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顯示，意大利、法國和比利時的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正在逐步上升，赤字遠高於歐盟試圖實施的3%的上限。
雖然債券市場顯示投資者並不擔心，但該地區之前的主權動盪提供了有益的教訓，即情緒轉變的速度有多快。
LBBW首席經濟學家、標普全球評級前高級評級分析師莫里茨·克萊默(Moritz Kraemer)說：“風險正在上升。我認爲市場的焦慮還不夠。”
儘管各國政府可能會通過削減開支或增加稅收來控制債務赤字，但從長遠來看，它們修復公共財政的最佳途徑是實現更好的經濟增長。
這也是目前歐盟層面各種想法層出不窮的一個領域。
四月中旬，意大利前總理恩里科·萊塔提交了一份關於歐盟單一市場未來的報告。其中，他敦促電信運營商進行整合，並進一步整合能源市場。
歐洲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不久將發表一份萬衆期待的關於歐洲競爭力未來的報告，該報告將試圖通過呼籲“徹底變革”以阻止進一步惡化，其中可能包括降低監管負擔，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提供大規模補貼。
他在今年4月表示：“除非是經過戰略設計和協調的政策行動，我們的一些行業將遵循邏輯地關閉產能或遷往歐盟以外的地方。”
與此同時，法國總統馬克龍正在推行自己的議程，其中包括推動資本市場的進一步一體化，以效仿美國在建立龐大的資金池方面取得的成功。
他上個月對Bloomberg說：“我關注的不僅僅是法國，而是與美國和中國相比的歐洲。"我的當務之急是制定一項歐洲政策，指出我們必須更加創新，我們必須創建一個更加高效的資本市場，我們必須從歐洲民衆的公共預算和私營部門中投入更多資金。”
可以說，歐盟自我完善的動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儘管該集團從來都不缺乏那些難以實現的想法。
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首席歐洲經濟學家保羅·霍林斯沃思(Paul Hollingsworth)說：“我希望，隨着萊塔(Letta )報告、即將發佈的德拉吉(Draghi )報告以及歐盟大選將成爲某種催化劑，政策制定者們將有機會專注於重要的事情。”
但Pimco投資組合經理康斯坦丁·維特(Konstantin Veit)指出，歐洲的交付記錄並不出色。他說：“這些報告包含了很多正確的事物，但如果以史爲鑑，可能真正付諸實施的部分卻很少。”
他說，“大型報告和倡議曾經是歐洲一體化時期較爲常規的推進方式，20世紀80年代推動建立的標誌性成就之一‘單一市場’就是證明。”但最近的創新舉措，如德拉吉在2012年創立的安撫市場的工具即疫情期間的復甦基金，則是於動盪中誕生。
法興銀行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米查拉·馬庫森(Michala Marcussen)說：“我希望看到下一代歐盟2.0，甚至是永久性的歐盟，與資本市場聯盟相結合。我希望我們不必經歷另一場危機就能繼續前進。”